德勒兹、加塔利｜根茎

根茎

我们两个人合写了《反-俄笛浦斯》。既然我们每个人本身都是多，这已经堪称人数众多了。在这里，我们利用了所有那些切近我们的东两，最远的和最近的。我们安置了巧妙的化名，以使得它们难以辨认。那为何我们保留自己的名字呢？出于习惯，仅仅是出于习惯。为了使我们自身难以被辨认。为了让这些事物难以被知觉：不仅仅是我们自身，还包括那些使我们行动、体验和思索的事物。还因为，如常人那般进行言说是令人愉快的，当我们说，太阳升起，常人都明白这是一种言说的方式，这是令人愉快的。不是要达到这样一个点，在其上人们不再说“我”，而是要达到这样一个点，在其上是否说“我”已经不再重要。我们不再是自身。每个人都会认出属于他自己的东西。我们被协助、被陚予灵感、被增殖。

一本书不具有客体，也不具有主体，它由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形成的材料、由迥异的日期和速度所构成。当人们把一本书归属于一个主体之时，他们就忽视了此种材料的运作、它们的关联的外在性。人们为地质学的运动杜撰出一个善的上帝（Dieu）。在一本书之中，正如在所有的事物之中，存在着连接（articuiation）、节段性（segmentarité）、层（strate）和界域性（territorialité）之线；然而，还存在着逃逸线（ligne de fuite）、解域（détteritorialisation）和去层化（déstratification）的运动。这些线上的相对流速引发了相对延迟、粘滞、或（相反地）加速和断裂的现象。所有这些——线和可度量的速度——构成了一个配置（agencement）。—本书是这样一个配置，这样一个无所归属之物。它就是一个多元体（multiplicité）  不过，我们不再能够理解这个“多”的含义，当它不再进行述谓之时，也即，当它被提升到名词的地位之时。一方面，一个机器性的（machinique）配置面向层，而后者无疑将它构成为一种有机体、或示意的（signifiant）总体、或一种被归属于某个主体的规定性，然而，它同样也面向着一具无器官的身体，后者不断地瓦解有机体、使得那些非示意的（asignifiant）小品词和纯粹的强度（intensity）得以流通和传布，它被归属于主体，赋予后者一个名字，但仅仅是作为一种强度的痕迹。一本书的无器官的身体是什么呢？存在着许多种，这要视被考察的线的本性、它们所特有的成分和浓度，以及它们汇聚于一个“容贯的平面”（plan de Consistance）的可能性（正是这个平面确保了对它们的选择）而定。在这里，正如在别处一样，关键在于度量的单位：使书写量化。在书所表达的东西和它的创作方式之间不存在差异。因此，一本书不再具有客体。作为配置，它自身只与其他的配置相连接、与其他无器官的身体相关联。我们将不再追问一本书想要表达什么，无论它是作为能指还是作为所指；我们会发现，在一本书之中没什么好去理解的，我们须思索的是，它通过何物而展开运作，在与何物的关联之中它传布了（或未传布）强度，它将自身的多元体引入或化身于哪些其他的多元体之中，它令其自身的无器官的身体与哪些无器官的身体相聚合。一本书只有通过外部（dehors）并在外部而存在。因而，一本书本身就是一部小型的机器，在何种可度量的关联之中，这部文学机器和战争机器、爱的机器、革命的机器等等相关？——与那部卷携着它们的抽象机器相关？人们指责我们过于经常地援引文学。然而，当人们写作之时，唯一的问题正是要了解，为了使这部文学机器得以运转，能够、或必须将它与哪种其他的机器相连接。Kleist与一部疯狂的战争机器，卡夫卡与一部闻所未闻的官僚机器……（如果一个人通过文学而生成为动物或植物，那会怎样——当然并不是在文学的意义上来说？难道不首先是通过语音，人们才生成为动物？）文学就是一种配置，它与意识形态无关。没有、也从未有过意识形态。

我们所谈的并非他物：正是多元体，线，层和节段，逃逸线和强度，机器性配置和它们的不同类型，无器官的身体以及它们的构成和选择，容贯的平面，以及在每种情形之中的度量单位。测层仪（stratomètre）、浓度的CsO单位、聚合的CsO单位，这些不仅仅形成了一种写作的量化，而且还将写作界定为始终作为其他事物的度量尺度。写作与表意无关，但和（土地）测量、地图绘制、乃至未来的地域相关。

书的第一种类型，是“书一根”（livre-racine）。树已经是世界的形象，或确切地说，根是“世界一树”的形象。这是经典之书，作为崇高的、示意的、主观的、有机的内在性（书之层）。书模仿世界，正如艺术模仿自然：通过其自身所特有的手段，这些手段产生出那些自然不能或不再能创造出的东西。书之法则，正是反映（反思）（réflexion）之法則，即“一”生成为“二”。那书的法則又怎能存在于自然之中，既然它统辖着世界与书、自然与艺术之间的区分？一生成为二：每当我们遇到这个法则——即便被革命的导师策略性地提出，或被人们最为“辩证地”理解，我们所面临着的正是最为经典、审慎、古老、令人厌倦的思想。自然并不是这样运作的：在自然之中，根是直根，具有更为大量的侧面的或环绕的（而非二无分化的）分支。精神落后于自然。甚至书（作为一种自然实在）也是一种直根，有着垂直的轴（axe）和环绕的叶。然而书作为精神实在一一树或根的形象，却不断展现着一生二、二生四的法则……。 二元逻辑是“树一根”的精神实在。即使是像语言学这样“领先的”学科也仍然将“树一根”保留为其根本的形象，而正是此种形象使它与反思的传统联结在一起（比如乔姆斯基和他的树形图：从一个点S开始，以二元分化的方式衍生）。可以说，此种思想从未理解多元体：它必需预设一种根本的、强有力的统一，以便遵循一种精神的方法来达到“二”。从客体的角度来说，遵循自然的方法，人们可以直接从“一”达到三、四或五，但却始终必须预设一种根本的、强有力的统一，即（支撑着次级根的）中枢的直根的统一。这并不使我们走得更远。取代二元分化之二元逻辑的，只不过是连续的循环之间的对应的关系。无论是直根还是二歧根，都不能提供一种更好的对于多元体的理解。一个运作于客体之中，另一个运作于主体之中。二元逻辑和对应关系仍然统治着精神分析（在对Schrdber病例的弗洛伊德式的解释之中的谵妄之树）、语言学、结构主义、乃至信息论。

侧根系统，或须根，是书的第二种形象，我们的现代性自愿地仰赖于它。这回，主根已然夭折，或者，它的末端已然被摧毁；一个任意的、直接的次级根的多元体被嫁接于它之上，而这些次级根展现出一种蓬勃的生长态势。这回，自然实在在主根的夭折之中呈现，但根的统一性仍然持存，作为过去或将来，作为可能性。我们须追问，是否反思性的精神实在没有以这样的方式弥补此种事物的状态：即体现出对于一种更为全面的隐秘的统一性或更为广泛的总体性的需要。不妨采用威廉·巴勒斯的剪辑法：将一篇文本叠合（pliage）进另一篇文本之中——这就构成了多元的、甚至是不定的根（比如一根插枝），对于所考察的文本来说，它意味着一种替补的维度（dimension supplémentaire）。正是在这个叠合的替补维度之中，统一性继续着其精神的劳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最为碎片化的著作也同样可以被视为“全集”或“巨著”（le Grand Opus）。绝大多数用来增殖系列或拓展多元体的现代方法在某个方向上（比如，某种线性的方向）是极为有效的，而一种总体化的统一性却在另一个维度之中（一种循环或周期性的维度）获得了更为有力的肯定。每当一个多元体被掌控于一种结构之中时，其增长就被后者的结合法则导致的缩减抵消。主张摧毁统一性的人也正是天使的缔造者，doctores angelici，因为他们肯定了一种真正的至上的、天使般的统一性。乔伊斯的词语——被准确地称为是具有“多重的根”——粉碎了词语的、乃至语言的线性的统一性，但却提出了一种句子、文本或知识的循环的统一性。尼采的格言粉碎了知识的线性统一，但他却恰恰提出了永恒轮回的循环的统一性（作为思想之中的非一知[non-su]）。如此说来，须根系统尚未真正摆脱二元论，它具有一个主体和—个客体、一种自然实在和一种精神实在之间的互补性：在客体之中，统一性不断遭到阻碍，但在主体之中，一种新的统一性却获得胜利。世界失去了其主根，而主体也不再能够形成二元分化，但却在对于其客体的维度始终构成替补的维度中，达到了一种更高的统一性，一种矛盾的或超定（surdétermination）的统一。世界生成为混沌，然而，书仍然是世界的形象，侧根一混沌（chaomos），而不再是根一宇宙（cosmos）。诡异的骗局：因其碎片化而更具有总体性的书。书作为世界的形象，无论如何都是乏味的观念。确实，仅仅说“多元体万岁”，这还是不够的，尽管要想发出这样的呼声也绝非易事。没有哪种印刷的、词语的、甚或是句法的技巧能足以使其被听见。必须形成“多”，但不是通过始终增加一个更高的维度，而是相反，以最为简单的方式，通过节制，在人们所掌握的维度的层次之上：即始终是n-1（正是这样，1才成为多的构成部分，即始终是被减去）。从有待构成的多元体中减去独一无二者；在n-1的维度土写作。这样的体系可以被称为根茎（rhizome）。作为地下的茎，根茎不同于根和须根。球茎和块茎都属于根茎。具有根或须根的植物从所有其他的方面来看也可以是根茎式的：问题就在于，是否植物学从其特性来说完全是根茎式的。甚至某些动物也是根茎式的，在其集群（meute）的形态之中。鼠群就是根茎。兽穴也是根茎，在所有其栖居、储藏、移动、躲避、断裂的功能之中。根茎自身具有异常多样的形态，从在各个方向上分叉的表面延展，到凝聚成球茎和块茎的形态。当鼠群之间彼此窜动之时。存在着最好的和最差的根茎：土豆和茅草，或莠草。动物和植物，茅草就是螃蟹草（crab-grass）。我们觉得，如果不列举一些根茎的大致特征的话，是无法令人信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