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备多时的“闽南文化在新加坡”国际研讨会明天就要开场了，我不由得想起几年前我在耶鲁—新国大学院的“闽南语与传统”讲座。

尽管我经常给大学生上课、做讲座，但是那场讲座还是很不一样。首先，那次是英语讲座，而且同台的还有研究英语和语言学的大学教授。其次，那次讲座本地学生和欧美学生参半，而且还来了好几位外籍教授，他们都对“闽南语与传统”感兴趣。

有个同学对方言的式微感到惋惜，他说，同龄人中很多华语已经不行，至于方言，更是不通，方言可有未来？

我说，方言式微已成事实。教育部2009年公布的一项统计调查指出，在1980年，即“讲华语运动”启动翌年，大于60%的小学一年级华族学生在家主要使用方言，大于20%使用华语，使用英语的大约是10%。

到了2009年，讲英语的升到60%，讲华语的降为40%，讲方言的可以忽略不计。

我年过五旬，在讲方言的家庭中长大；即便如此，也只懂得闽南语和粤语皮毛。属于我下一代的青少年学生，当然对方言更加陌生。

在我的生活中，方言扮演着什么角色？我想，它扮演着三个角色：

一、语言是知识的重要载体，懂方言等于开启一扇知识和文化的窗；         

二、与师友长辈用方言交流，虽因我方言水平低下而有损交际效率，但这个缺陷被满满的亲切感弥补了，懂方言等于开启一扇情谊的窗；

三、方言把我紧紧地与祖籍文化系在一起，懂方言等于开启一扇自我认知的窗。

方言式微，惋不惋惜？当然惋惜。

在新加坡，方言式微的趋势可不可挽回？我看，难以挽回。

社会历史地理是形成方言的重要因素，如长期的小农经济、社会的分裂割据、人口的迁徙、山川的阻隔、政治的影响等等。

科技的进步带来交通和通讯的发达，经济生产模式的更新换代推动了城市化，城市化吸引了大批移民。这些社会生态的改变带来的是同化和融合，压缩了方言的生存空间和意义。

这个情况在中国也很明显，尤其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人民网2016年8月的一篇报道指出，使用方言交流的人们越来越少，地道的方言严重退化、萎缩，甚至有人预测，方言的消失只是时间问题。为了保护和开发利用语言资源，中国2015年启动了“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开始了对方言的保护工作。

在新加坡，保护方言的现实条件一再萎缩。华人人口中大约半数出生在1979年前后，即“讲华语运动”启动之后。总体而论，这一半人口掌握方言的能力大概只能在我之下，不会在我之上。我这一代人已经对方言感到陌生，我们的下一代当然更没有掌握方言的社会和家庭环境。

更为重要的是，在讲究效率的工商环境中，从使用人数上考虑，人们肯定首选英文和华文。即便在本地华人宗乡会馆这个传统的方言堡垒，社交和工作用语也早已换作华文和英文，而非本族的方言。

再过一两代人的时间，方言在新加坡相信近乎绝迹。方言的社会功能，比如文化传承，今后恐怕只能由华语甚至英语来肩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惋惜。

方言在我国最终或许难逃消亡的命运。但是，与此同时，我发现，有些社团和群体这几年来不断努力，希望以一己之力把方言消亡的时间尽可能押后。

一个好例子便是厦门公会。在新冠疫情期间，厦门公会在2020年底成立了闽南语讲演会，通过一些较为有趣的方式，推广闽南语，例如曾士生每月定期的“讲古”，以及以闽南语与各界人士进行访谈。

讲演会在每月的例会上，都有会员以闽南语来做讲演和评论。我参加了一年的活动，看到不少人从咿咿呀呀的闽南语，慢慢进步。

至于我自己，尽管还是在咿咿呀呀的水平，但是，听力却是大大的进步了。我一年前刚参加讲演会活动时，台上的演讲我连一半都听不懂，但现在是基本没有问题了，只有极少数几个词汇有时拿不准。对于自己的这个进步，我还是比较得意的。

新加坡的讲演会以英语的居多，华语的也不少，汉语方言的就属于极少数了。闽南语讲演会的有厦门公会、白桥，其他方言的则有粤语、潮汕语等等。

（厦门公会闽南语讲演会的例会活动）

经常有人问，你的母语是什么？

说实在的，我答不上来。我从出生到上小学之前，学的、用的是闽南语；上小学之后，基本是华语，但当时还有些老师偶尔会用几句闽南语来教课，例如我的英文老师，有时有些概念跟我们说不清楚，她就改用闽南语。

毕竟，那个年代的新加坡，是闽南语“一家独大”的年代，连李光耀的竞选演讲和国庆群众大会都必须用闽南语。

虽然我自小在家用闽南语，但，上了小学之后，华语的使用很快就占上风，加上1979年“讲华语运动”启动，我使用闽南语的机会基本等于零，于是，很快就把闽南语忘得七七八八了，只能作一些日常的对话，而且往往必须夹杂华语或英语词汇，甚至马来语词汇。

因此，对我而言，从语言掌握的程度来说，华语是母语。但是，华语对我来说，似乎又有一丝尴尬之处——虽然我华语比闽南语流利一万倍，但是，却对闽南语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感觉那才是我真正的根，才是我真正的母语。

虽然这个根已被砍得七零八落。

至于英语，它肯定不是我的母语。对我来说，英语就是个工作语言，以及我与非华族朋友沟通的用语。

我们的下一代，如果有机会接触方言，也许会感到新鲜、有趣、好玩，但大概率不会再象我们一样，对方言怀有深厚的情感。

实际上，更为迫切的问题是，对他们来说，什么是母语？华语吗？还是英语？

我不知道。           

我甚至有点不想知道、不敢知道。

我所能做到的是，在我们家里，不能让女儿把英语当作母语。

在我的这一代，已经失去了方言这个根，但好歹还有华语。

到了下一代，如果连华语的根也丢了，那么很可能就成了无根的飘萍了。 

6月24日

“闽南文化在新加坡”国际研讨会 

新加坡厦门公会将在明天举办“闽南文化在新加坡”国际研讨会。

研讨会主讲人大咖云集，包括新加坡著名历史学家柯木林、著名文化视频博主意公子、著名汉学家丁荷生教授、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曾玲、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前副会长黄婉彬副教授、“福建女孩”王依婷等等。

本次研讨会讲题涵盖的范围相当广，而且细。

其中就有三个是与闽南方言有关的讲题。一个是新加坡福建会馆名誉理事、“老福建”陈建存的“闽风南播：简介阮的民俗与乡音”。

另一个则是“福建女孩”王依婷的“利用新媒体重拾方言：新一代跟风学习”。

以及许源泰的“十九世纪的新加坡闽南语学校”。         

是的，没错，新加坡早年确实有闽南语学校——崇文阁和翠英书院。翠英书院就在融合川菜“宽窄巷子”边上，现如今也是家餐馆的所在地。

其他讲题包括意公子的“爱拼才会赢——闽南人的迁徙与发展“。

丁荷生讲的是“新加坡的九皇大帝信仰网络”。

丁宏海讲的是“南音传承”。

柯木林讲的是他对新加坡闽南文化的认识。

林德顺讲的是“肉骨茶的文化渊源与发扬”。

黄婉彬讲的是“厦门人眼中的峇峇娘惹”。

曾玲则从厦门学者的角度谈新加坡厦门公会。

本次研讨会的大轴则是祖籍厦门的曾士生，他将给全场做总结发言。

曾士生祖籍厦门，曾担任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开发公司首任总裁，后来在新加坡多个部门担任政务部长。

研讨会一票难求，是不是觉得很惋惜？

没事，“新加坡眼”特意准备了全程直播，而且在微信和Facebook上都有，点击下方预约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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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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