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把开头当过头”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多次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任仲夷1977年2月到辽宁工作不久，就提出要给国营企业“松绑”、在农村“抓富”的口号，恢复了过去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尾巴”的农贸市场，还在辽宁发动了一场“要不要富、敢不敢富、能不能富、怎么样富”的大讨论。当时，《辽宁日报》进行大幅报道。可事隔不久，到1979年初，全国出现了否定三中全会路线的“倒春寒”。一时间，“三中全会的政策过头了”“可能诱发资本主义势力泛滥”之类的声音甚嚣尘上。为此，《辽宁日报》刊发了一篇题为《莫把开头当过头》的农村形势述评。

《莫把开头当过头》见报后，不少干部纷纷议论。在这种情势下，任仲夷作为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力排众议仗义执言：“我完全赞成记者的观点，我认为，文章的标题还应加上一句：莫把支流当主流！”1979年，任仲夷在营口更有石破天惊之语：“由穷变富是革命的目的。”

在任仲夷和省委一班人的领导下，短短两三年的工夫，辽宁大地显现出一派勃勃生机。

任仲夷

为张志新烈士平反昭雪

1979年的春天乍暖还寒。时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果敢地为张志新案定调：张志新反对林彪、“四人帮”。3月，辽宁省委作出了《关于为张志新同志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的决定》。

面对不同声音，任仲夷在各种场合，毫不讳言自己对张志新的赞赏和愧疚。任仲夷说，张志新的唯一“罪名”就是公开说出并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而且这些观点是对组织讲的。在看望张志新的母亲郝玉芝时，任仲夷坦承：“我不如志新，我不如她敢想，更不如她敢说。”

任仲夷坦言，张志新冤案绝非孤例，在尚不健全的民主法治下，类似悲剧还会发生。依当时之政治情势，任仲夷所为所言承受的巨大风险，非今日我们所能想象。

1978年9月，任仲夷陪同邓小平视察辽宁。

带领广东闯出一条新路

1980年，广东改革开放已经开局，当时主政广东的习仲勋、杨尚昆调中央工作，谁来接棒呢？中央经过反复挑选和研究，最后确定由任仲夷、梁灵光(国家轻工业部部长)担此重任。1980年11月，任仲夷和梁灵光，肩负党和国家的重托，承载着南粤人民的期望，赴粤上任了。

初到广东，任仲夷就提出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主政广东的1980年到1985年间，他最早主持外贸改革、物价改革、投资体制改革，支持“蛇口工业区”政改。此间各种创举，难计其数。这种最初的“敢为天下先”，一直延续到他退出领导岗位之后。

改革刚刚起步，有人求富心切，走私贩私现象频现。中央有人直指广东领导“放羊”，说任仲夷是“任胡来”，要把广东变成旧中国的租界，并说“再这样下去，不出三个月广东就要垮台”，提出要把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为此，任仲夷连续两次被召入京，写了有生以来唯一的一份检查。他后来回忆道，这份检查，应当说是真心的，但也有违心的地方。比如，自己实在不同意“广东不是‘活’得不够，而是‘活’过了头的观点”，“实事求是讲，广东还有很多该活的没有活起来”。

重压之下，任仲夷没有退缩，而是对改革开放一如既往地坚持。在传达中央精神的领导干部会上，他说，广东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省委要承担责任，自己作为第一书记，更要承担领导责任。对下面的干部，他没有传递“压力”，反而强调，只要不搞违法乱纪和犯罪活动，工作上还是允许犯错误的，对干劲足、闯劲大的干部应予鼓励。

广东五年，是任仲夷事业达到顶峰的五年。凭借“排污不排外”的睿智、“扶持不压制”的开明、“明哲不保身”的担当，任仲夷使广东的实践成为改革开放政策成功的范例。他心秉真理的烛照，顶住了种种干扰。1979年，广东省的经济总量在全国排名第23位，远低于国内平均水平，当五年后任仲夷离任时，广东省的经济总量跃居全国第一。1980到1985年广东发生的一切，已经将“任仲夷”三个字深深地嵌入中国改革开放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