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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厘米的伤,关乎上千万人生死 | 一个地铁探伤员的使命

2017-04-14 王佳慧 剥洋葱people


昼伏夜出30年,他习惯了钢轨那端深远处的昏暗幽静,在颠倒的时间里与都市的人流走着相反的方向,上班,回家。


郭宝龙在地铁龙泽站西侧1000米处探伤。


文|新京报记者王佳慧 编辑|李天宇

摄影|新京报记者彭子洋 校对|陆爱英


本文全文共3945字,阅读全文约需8分


夜里10点55分,开往东直门的最后一班地铁打开了车门,座位上直起身子的男孩儿发出一条“马上出站”的微信;先醒来的姑娘摇了摇还在打盹的另一半;唇妆半褪的白领最后探身看了一眼自己映在车窗上的模样……下站台,刷卡,出站。夜深了,家近了。


13号线上地站,站台一侧的工区房间里飘着一股机油味儿,两张高低铺,几把椅子,正中间摆着一架超声波探伤仪。郭宝龙就坐在边上等着,此后的一个半小时,他要等到半程末班车送归零星乘客,站内灯熄灭,轧机门停用,直到轨道上825伏的供电也断了。


几乎没有乘客见过凌晨地铁站昏暗而安静的样子,只有吊顶上秒表红色的数字蹦跳着,像独舞的霓虹。


作为轨道探伤工,郭宝龙每天的工作只在一线之间,推着超声波探伤仪检查钢轨。昼伏夜出30年,他习惯了钢轨那端深远处的昏暗幽静,在颠倒的时间里与都市的人流走着相反的方向,上班,回家。


和他一样,北京地铁公司还有二百多名探伤工人,散布在15条线路上,三人一组,与钢轨为伴。


19条地铁线如同这座城市的血管,延伸在574公里的四面八方,彼此衔接,环环相扣。最高时,一天之内,1270万人穿梭其中,超过北京全市人口的一半以上。


轨道伤情失之毫厘,断轨停运、甚或车毁人亡。这份攻于精细的工作,关乎千万人的生死。


与北京最深的夜相伴为常,摸了30年的地铁轨道,当视镜对焦于60年代出生的郭宝龙脸上时,他没有什么表情,不过是择一事,终一生。


郭宝龙与徒弟推着超声波探伤仪查验。


(一)

 

地铁技术学校的黑板上,老师画下了5条交织的线。“这就是以后北京地铁的发展脉络,5条线啊,你们这代是赶不上了。”


教室学生里有郭宝龙。这一幕,他记了三十多年。


在那个年代,似乎没人能想到,北京的地铁会发展到今天的样子。


郭宝龙曾见过早晨8点半的地铁,霍营站8号线换乘13号线,乌压压的人潮一点点涌动,摩肩接踵。他马上下意识联想到自己的工作,“真出不起事儿!不出事都是这样,就是停运一会儿都得瘫痪,踩踏都有可能。”


十多年来,从修建、运行到后期维护,13号线每一段的重伤换轨,他都在。一寸一寸地探,早数不清走了多少个来回。


一段轨面斜裂纹处局部凹陷,出现弧形或V形裂纹。


起初,线路周围是民房,老百姓总围在栅栏外看地铁修建;在房价只有3000多的时候,大片拆迁,晚上陪他们探伤的,还有建筑工地的工人;再到后来,高架建起,耳边剩下的是风声与呼啸而过的颠簸。


这条勾连海淀大学城、中关村产业园、回龙观、天通苑、望京的地铁线路,全长40.914公里。在东、西直门间向北口字形设有16个站,8个换乘通往其他8条地铁线。单是服务天通苑的社区人口,比一个县城还多。环环相扣,一个站点几分钟的停运,如蝴蝶效应一般,牵制数条线路百万人的出行。


宏大的数据与迅猛的城市发展背后,是13号线与另三条线路被市政府评估为“较高风险”等级和“高风险”等级——客流超出预测,高峰时段最大满载率超过100%,甚至120%以上。


这些投射到郭宝龙的身上,也时不时溜进他的梦里。“有时候梦见断轨,一下子就被吓醒了。平时只要听到新闻里说地铁有事故,心里就咯噔一下。”


经年累月,探伤的测量标准,也越发严苛。为了发现伤损于微毫,黄色的超声波探伤车每小时速度不得超过3公里,部分线路甚至更低。


每个夜晚,交给探伤工的时间最多只有3小时,区间在12点半至3点半之间,晚归则会影响供电与首班车的发行。


探伤工人在停运后的地铁站内。


3人为组,每组分段检查,每人分工不同。多数情况下,探伤员沿轨推超声波探伤仪,依据呈现的异常波形与声音,进行人工核查,判断是否存在伤损、伤损等级及更换伤轨的轻重缓急。


通常,这一组负责的线路段是不变的,以保证探伤员对轨道状况的熟悉。一段轨,一推即是数年。


3人即可分配的工作,多一人资源浪费,少一人自顾不暇,当人数为“3”时,数字是微妙且值得推敲的。容不得其中两人关系太近,疏远了另一个,更容不得两人之间有矛盾。一旦三人搭了伙,性子又投,轻易不换。3人即是数年。


4月14日凌晨2点,郭宝龙一行人在13号线龙泽站西侧1公里处,复核一处伤损。他们将机器灵敏度调高,反复观察波形。用手指探查轨面纹络,覆水敲击。3厘米长的轨,他们反复了近20分钟。


一天的气温,在凌晨降至低谷。路灯按路段忽现忽灭,这段白天被地铁碾压了数百次的轨道,伸向远处一片黑蓝。唯一跃动的,是探伤员手电筒里打出的白光。


 一段轨面需要仔细探查。


(二)

 

这是一份精于毫厘的工作,配枯燥、孤独为酌料。


探伤时不容分神,除了交流验伤情况,三人说话不多。在城市沉睡的夜晚,除了超声波的滴滴声,就是一旁京藏、京新高速路上货车疾驰而过的呼啸。


绝大多数地铁探伤工的日常皆可被概括为:工作时三人成行,回家后闷头大睡。晌午一过,觉酣饭饱,再处理些家中杂事,就又到了晚上准备上班的时候。


地铁探伤曾给郭宝龙带来巨大的焦虑感与压力,最严重时,在家睡到一半,他坐起身,一个人一句话不说。


这份工作周而复始,按他的话讲,像是画一个圆,看不到停止的终点。每天查验核伤,无论周期是一个月还是半年,查完一遍还有下一遍,没有尽头。


防患于显微之处,注定工作性质波澜无惊。探伤数年,甚至显有成就感的时候,都流于日常的平淡之中了。


三十年来,郭宝龙觉得自己活得越来越“独”。


“接触人太少,和这社会有脱节。久而久之就变得不会和人打交道了,世故人情的,意识不到。”54岁的郭宝龙觉得自己属于这样一种人——活得岁数大了,但没经历过事儿。


他走起路来腰板直,虽然两鬓微白了,但仍是斯文儒雅的相貌。配了副老花镜,看手机查资料时,就戴着。家里随手一拿,就是十多年前的地铁探伤测量书,泛了黄的书页上,做着勾画。


身处打了三十多年交道的钢轨间,老郭不自觉中卸下了他认为的那份“独”。


多次接触中,他最放松的状态总是处于两个话题里:妻子儿子,钢轨探伤技术。神色变得舒缓,话匣子也渐渐打开了。


凌晨3点 郭宝龙结束一天的工作骑车回家。


西三旗一处老社区里的一室一厅,是1996年时老郭交了石景山区的平房,换来的。


每晚十点多上班出门,他骑着儿子初中时淘汰下来的自行车,小半个小时即可抵达霍营、上地等地铁站。“别看十来年了,这车子还挺好的,只不过我一直没擦,擦亮了容易丢。”说着,他笑紧了眼角的皱纹。


老郭喜欢听歌,打开电视顺手就切换到了央视音乐频道。他不会唱,自认为五音不全,连词都记不住。《糊涂的爱》是他最先想到的喜欢的歌曲,那是演员江珊和王志文主演电视剧《过把瘾》中的一首情歌对唱——典型90年代经典抒情曲风。


这性子,也有着那一代人特有的辨识度。做了一件事,就闷头扎进去,干一辈子。


探伤用的超声波探伤仪。


“别跟我爸提换工作什么的,他根本接受不了,太强调责任感。”2009年到2012年间,郭宝龙在房山线做探伤,之后又被调回了13号线。那段时间,郭宝龙的状态让儿子印象颇深:“回来之后明显不太高兴,一到晚上就给之前线上的人打电话,问人家工作做得怎么样,有没有探出什么伤。对线轨生出感情来了。”


中途,郭宝龙有过换工作的机会,去中美合资的锅炉厂里,或者去税务。到了还是没走。“2002年13号线新建,我调到这边时就知道自己走不了了。”老郭回忆道。


穿着绝缘鞋站在钢轨上,他也和外面的大千世界绝了缘。

 

(三)

 

三十多年,地铁变了,北京城变了,人也变了。


1毛钱的地铁票,检票员撕一下纸质车票就算验票,整个北京只有2条线路。小孩子在地铁里打闹嬉笑,对面坐着的陌生人逗着郭宝龙的儿子:“这小孩儿真逗!”


那些年,车厢里没那么拥挤,也没有低头手机族,人与人之间有说有唠。


1987年的郭宝龙,在做过3年线路工后,被调到了苹果园-53号站的探伤组。在数十年中,三人一队,人员基本不流动。老哥们儿的感情在那些年变得结实。


应接不暇始于2003年,北京地铁迅速发展拓线。13号、5号、10号、8号、机场线……东西南北纵横交错。苹果园地铁站不再被认为是很远的郊区,53号站废置后反被误传成附有鬼怪色彩的特殊地域。


老哥们儿也散到了各线,去教新人,查新线。


随着地铁的大幅阶梯式发展,探伤工人的“断代”也随之产生。“除了我们这帮五十多岁的老家伙,剩下年纪最大的一批现在也是30多岁40出头。断了十多年。”


于显文和郭宝龙在1号线搭档了数年,如今,这些一起的老探伤工们,除了开会,偶有聚会。他们像很多步入中年的人一样,爱说“曾经”,回忆曾经岁月稠,感怀曾经的日子,曾经的简单与慢。


时代带快了年轻人的步伐,即使再封闭的职业,都难逃浪潮。地铁探伤这份枯燥、单调的工作,渐渐难以抵挡更加多元的机会选择。


据统计,仅北京地铁线路公司,2016年就有数十位员工辞职,其中不乏线路及探伤工人。


“有些人还没走,但能看得出心思不在这儿了。我和他们讲,找到好去处我不拦你,但是要留着,就要踏踏实实把每一段轨探好。”


老而惜才,在郭宝龙身上愈发明显。


在最初的交谈中,郭宝龙一边介绍探伤细则,一边指着旁听的王一明说,“这个小伙子就很不错,性子虽然蔫蔫的,但踏得下心来学。”


提及年轻徒弟,郭宝龙有些心疼。王一明家在密云,每天傍晚7点前赶密云最后一辆公交,前往东直门换乘。8点就在13号线地铁站等着上班了。夜间探伤结束后,没有回家的车,小伙子在工区房间里窝几小时,再搭凌晨5点钟的头班地铁回去,到家往往已是早晨9点。他才29岁,入职不到3年,已经参加了技术考试拿了好名次。


王一明听郭宝龙讲鉴伤方法。


对这些踏实肯干的孩子,郭宝龙禁不住得管护。每到技术考试前一天,他就给徒弟打电话:“那几章的问题你再好好看看啊。”


挂断,未经许久,他又拿起手机拨了过去:“今天也别太累了,注意休息,还是休息重要。”


4月14日凌晨,龙泽站K16+117m地标处,郭宝龙手指不断抚着钢轨上一段长约5毫米的鱼鳞纹,跟王一明讨论。沿着指尖,40多公里长的轨道向远处蜿蜒。


凌晨3点,一天的工作结束,王一明送走了工友,独自走回工区房间,等待2小时后的早班地铁回家。


郭宝龙出了站。他找到停在路边的自行车,向西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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