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一赎，典当行在中国的历史变迁

Original 闲蛋黄伊森艾玛 2023-06-22

中国典当业源远流长，在世界典当业的发展史里都算是较早的。早在西汉时期，中国就出现了早期的以物换钱的典当行为。到了南北朝时期，古人会拿家中的衣服、器皿跑到寺院换钱，等筹够了钱再把东西赎回来，从事这种典当的寺院机构“寺库”，就是早期的当铺。

兴起于南北两朝

寺院之所以有财力开当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官府给予优惠的政策补贴，基本可以抵消寺院日常的开支，还有很多余资；二、游客的香火钱，僧人们种田卖菜赚来的钱，通通归寺院管理。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寺院香火鼎盛，寺院经济空前发达，“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寺院将寺库里的余积资财按照佛教“无尽财”思想，出贷济贫，计息取利，回转生财，用以事佛。如此周而复始，一个专门从事以物质钱的借贷行业——典当业便逐渐形成。

《南史·循吏传》对当时到寺库质钱的“典当行为”有详细记载，描绘了从“质”（当钱）到“赎”这样一个完整的典当过程，且典当的对象不仅有农作物苎麻，还有黄金等贵金属。

成熟于唐宋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鼎盛期，当时社会稳定，政治清明，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典当也从单一的寺库质贷逐渐发展为官营、私营、寺营三种质贷形式并存的局面。

唐时老百姓将家具、衣服，甚至牲畜、庄田作为质物换取钱两。由于公私质库争相牟取暴利，朝廷不得不严加整饬，颁布法令对质钱利率作出明确规定。《大唐六典》卷六载：“凡质举之利，收子不得逾五分出息，债过其倍。若回利充本，本官不理。”质贷业成为唐代“最大的商业”，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唐朝的经济。

到宋代，典当业随着都市商业经济日益发达。典当资本性质与唐代大体相同，仍呈官当、私当、寺库当三者并营格局。如陆游《老学阉笔记》卷六云：“今僧寺辄作质库钱取利，谓之长生库，至为鄙恶。”

宋高宗建炎年间（公元1127-1130年），朝廷为了融通资金，救济流亡，稳定社会，偏安江南，乃采取特殊措施鼓励典当业发展，明令凡开设典当者得授以朝奉郎官衔，跻身仕途，许着皂衫、角带、不顶帽的吏员装束和免除赋税徭役。

宋时对典当的称谓繁多，北方人谓之“解库”，江南人则叫“质库”，寺院又叫“长生库”。天长日久便衍生出一些富有新意的名称，如“解典库”、“典库”、“抵当库”等，称呼中出现了“典”和“当”两字。后来“典当”二字便成为这个行业的称呼。宋朝范哗所著《后汉书•刘虞传》记“虞所赍赏，典当胡夷，瓒数抄夺之”。说的是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甘陵相刘虞奉命攻打幽州，与部将公孙瓒发生矛盾。刘虞打算把受赏之财质押给外族，却被公孙劫掠。

与宋朝同时并存的北方政权金朝，典当业也十分发达。《金史·百官志》载，“大定十三年，上谓宰臣日：闻民间质典，利息重者至五七分，或以利为本，小民苦之。若官为设库务，十中取一为息，以助官吏廪给之费，似可便民。”

鼎盛于明清

元末明初，由于受到战争的影响，许多寺院都搬到深山老林去了，佛寺典当不断萎缩逐步消失。明朝统治者吸取了前朝灭亡的经验教训，认为元朝灭亡是因为政治腐败，尤其是元朝官员以权谋私，大肆放高利贷，严重危害了社会生产和经济的正常发展。明太祖朱元璋规定：“凡公侯内外文武官四品以上官，不得放债”。明永乐以后政府又多次重申过这一禁令。中国典当业进入民间经营占主导的历史阶段，明朝强势崛起的晋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晋商发家主要靠贩盐和开票号。典当业、票号、钱庄，号称是山西金融行业的三大支柱。山西典当业繁荣主要表现在：第一，山西人开设的典当行，分布地域极广，山西境内的典当业全部由山西人经营，而省外的当铺也有许多山西人在经营。不光是山西当铺开设最多，同时从业人数也是最多的。典当业同业公会的会长也多由山西人担任。第二，山西典当行的资本雄厚，规模庞大。

作为专门从事抵押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典当业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周转，否则很容易受到某些未知经济因素影响而出现资金周转停滞的状况。比较贵重的金银、首饰、皮毛、绸缎等更必须有专门的库房进行保管并有专人看护。典当行也容易成为强盗、窃贼抢劫行窃的目标，一系列防盗防火设施也增加了运营的成本。

其次，当户将当物以次充好、以劣充优、以伪充真之事，稍有闪失和疏忽就会上当受骗。所以典当行必须聘用和培养专业的人才，要能看出和准确估价，又能识破各种骗局不至于受骗。

明朝典当业爆发也绝非偶然。白银的广泛流通和货币化始于明初，明朝政府虽奉行扶持农业自然经济的政策，但在金融领域并完全阻止白银流通。明朝宣德年间，由于国内商业贸易的日益发达和海外市场的大力开拓，商业发展对货币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到宣德十年（1435年），明政府不得不解除金银作为货币流通的禁令，不仅政府征收赋税折银化，就连民间贸易中，粮米、布匹等商品也已用白银来标价。

广大农民和小生产者所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越来越多地依赖于资本市场。为了筹集资金，有些农民和生产者“势不得不贷之有力之家”。到明万历时期的首辅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都规定除一部分贡品继续征收实物外，其余一切赋税“皆计亩征银”，小民承担的货币赋税越来越重。这也导致民间老百姓要从典当行贷款来支付政府的货币赋税。

当铺一般建有高大的围墙，四周通道设有铁栏，房顶围装铁网，一派森严气象。门柜更为特殊，二门之内设二米高的柜台，站柜收当的人，高高在上。前去当当的顾客要踮脚仰首，把送当的物品捧上去，听高柜上那人论成色给贷款。

当当的利息由一分到二、三分，赎当的期限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不等。赎当时，过期五天即算一个月，加上利息赎取。到期无力赎取，抵押品即归当铺所有，叫作“死当”。当铺把“死当”的物品卖给金店或估衣铺，可赢利三分至六分。

如果客人典当没有包袱包裹容易虫蛀或被老鼠弄坏，为防双方争执，多数的当铺都有“皮货无袱不当”的说法。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在许多的影视作品中看到，当铺的朝奉（办事人员）会唱喏：“虫吃鼠咬，光板没毛，破面烂袄一件。”

生活拮据的百姓，典当铺是经常跑的。一旦凑不够钱赎回自己的财物，他们的财物就会被当铺没收。为了还当铺的钱，这些百姓不得不继续典当其他东西换钱，这也是封建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连民国时期的鲁迅都在《呐喊》自序里写道：“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

明神宗万历35年（1607年），为给国库收入开辟税源，朝廷对典当业专设了一个税种，叫典税。它明确规定商人每个月通过经营当铺得到的利润，不得超过本金的三分之一，超过三分之一的部分会被征收。

这个政策能够很好地防止当铺变成高利贷，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当铺的利润。如果过多的商品流入当铺，会使得市面上流通的商品不足，导致物价上涨。所以明朝官府在鼓励典当业的同时，也对典当行业的经营范围作出了一定的规定。比如当铺不能当人，当铺接收同一种物品的数量不能过五百（防止商人以典当为名囤积居奇）。经过官府的鼓励和引导，明朝的典当行业获得了长足又稳定的发展。

清朝入主中原后，清政府从稳定社会经济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出发，大力支持典当业的发展，甚至皇家也开办典当业牟利。例如掌管清朝皇室事务和财富的内务府就开设了许多典当行。

清代的典当业及典当税收属户部管理。清编《六部成语注解·户部成语》：“典税，业质物典铺之人应纳之税也”。又《六部成语注解补遗·户部》：“典商领帖:凡开典当，商家必须赴部请领凭贴始许开设”。所谓的“贴”，即相当于现在的营业执照。顺治九年(1652年)规定各省当铺每年纳税银5两，北京则按铺面大小进行征收。康熙三年(1664年)又重申了每年5两的当铺税，该年政府征收当税11万多两。雍正六年(1728年)，进一步规定各省当铺由布政司钤印颁帖，凭帖抽税，这一制度一直延续至清末。

低谷与复兴

清末民初，中国典当业出现日趋衰落的趋势，尤其是本世纪30年代，全国当铺大约4500家，比150多年前的乾隆年间锐减70%。衰落的主要原因是清末民初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军阀割据，货币混乱，苛捐杂税，经济凋敝，造成典当业生存环境极为恶劣。更重要的是民国时期西方现代金融对我国日渐渗入，传统典当业在与钱庄、票号、票局及国内外资本兴办的借贷所、合作社、银行等众多“金融机构”的激烈竞争中，未能及时转化经营理念，导致典当业资金枯竭，经营形势一落千丈。

新中国成立时，出于稳定经济的目的，典当业被暂时保留。1954年底，人民银行召开反高利贷会议，开始对典当业进行限制。1956年，公私合营时期，各地典当行陆续被改造成人行领导的“小额质押贷款处”。随着改革开放政策推进，1987年12月，我国大陆第一家典当行——四川成都华茂典当商行正式复出成立，标志着在沉寂了三十余年的典当业奇迹般地苏复。

典当是洪水猛兽吗？并不能这样讲。社会生产和生活中，谁也无法保证避开资本的借贷。典当行借贷资本无需信用，只需值钱的物品抵押。只要典当行同意抵押，借贷者马上就可得到现款。所以，对于社会来讲，典当行借贷资本是方便快捷的，这也是典当业能在中国存在千年的理由。

一般民间借贷的利息多为月利2%，政府禁止民间月利超过3%，高于3%的就被视为高利贷。借据1是道光十二年程学礼向万鎰当借钱的借约，双方协议月息1.5%；借据2是道光十八年永顺张向益源当借钱的借约，双方协议月息0.8%。这两张借约，既有个人向当铺的借款，也有小商号向当铺的借款，月息都低于2%。尽管有很多当铺提供高息贷款来剥削人民，但也有当铺提供低息贷款帮助基层民众和商户度过难关（看政府如何引导、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