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扬 | 地图与文学
【作者简介】
陆扬，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文艺学和文化研究。陆扬 教授
地图与文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空间理论重要文献翻译和研究”（15ZDB084)。
摘要：地图与文学历来关系密切，图文印证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侧面。“文学地图学” 的概念近年已多流行学界。但地图的历史渊源、学科特质和批评实践，有无可能展开一个综合叙述？郭方云以英美文学为背景，力求全面地梳理文学地图的书写历史及研究谱系的《文学地图学》，可以说是别开生面地整合文学和地图的互补优势，展示了跨学科研究的一个范例。
关键词：文学地图学；郭方云；地图历史；英国文学
引言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空间研究勃兴，涌现出社会空间三元辩证法、异度空间、第三空间认识论、现象主义空间诗学和叙事空间模型等不同流派。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索亚（Edward Soja）等一系列名字如雷贯耳，相关的空间探索亦硕果累累。在《文学地图学》的作者郭方云看来，以上 “空间转向” 的诸种理论还是流于抽象，他更关注的是空间研究迄今相对冷寂的另一方面——20世纪中叶英美学界开始盛行以埃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为代表的重拾世界具象表征的图像学（iconology）传统，由此促进了艺术研究的图像范式转型。当代英国著名地图学家Ｊ·Ｂ·哈利（J. B. Harley）则将地图纳入图形学的实证系统，致力于考察其文化象征寓意，地图学由此开始了一个文化转向 (Harley, 1983: 22-45)。问题在于，是否有一种新型的文学批评模型，可以兼具空间及图像转向时代的跨学科合体优势呢？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郭方云倾注十余年心血的《文学地图学》(商务印书馆2020年11月出版）应运而生。
文学地图学的生成缘起
我初闻此书是在浙江工商大学方英教授转发的一个公众号上，因为我自己在做一个西方空间理论的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一看到英国文学地图学这个话题，顿时眼睛一亮，马上就在网上买了一本。2021年7月复旦大学开一个 “空间批评” 的研讨会，该书作者郭方云也不辞远途，莅临交流，又送了我一本签名本，我们由此有了更多的直接交流机会。他介绍此书的写作动机时说，英美文学地图研究界长期被跨学科探索的概念壕沟所困扰，但时间被重组后形成的J·弗兰克（Joseph Frank）的 “叙事空间” 以及美国学者Ｗ·Ｊ·Ｔ·米切尔（W. J. T. Mitchell）集字面、描述、时间序列、意义阐释于一体的四层文学空间模型等理论，已经揭示了文学具有不容忽视的空间特征。文学意象的图示性已成为学界共识，美国学者里克·凡·诺伊（R. V. Noy，2003：4-13）更是认为文字在头脑中产生出的空间 “深度” 和 “地域感” 完全可以与地图匹敌。两者共有的空间本质及图示属性，成为填补两大学科概念壕沟的逻辑关联基础，文学地图学的构建呼之欲出。无论是古希腊的 “四艺说”，还是后来中世纪增加到文法、修辞、逻辑学、算数、几何、天文、音乐的 “自由七艺说”，其中分别源自文法和几何的文学及地图学，应都属于博雅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统一于亚里士多德逍遥学派旨归和美国希拉姆学院著名的 “新文科” 理念。2017年，中国教育部提出 “六卓越一拔尖” 计划，也力倡学科融合。《文学地图学》由是观之，其充分发挥文学、地图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综合优势的努力，应是跨学科探索的大势所趋。
从文学批评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跨文类、跨学科乃至跨文化研究今日已是大势所趋。比较本身不是目的，目的在于打通学科边界可以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对于当下方兴未艾的 “新文科” 理念有所启发。有鉴于此，郭方云在《文学地图学》中将20世纪90年代定位为英美文学地图研究的起步阶段，其特征是：
这个多元化的跨学科视野，郭方云认为正可显示单一文本分析在向集约型作品、经验式的文本与理论推演互动的过渡性学术态势，唯其历史谱系的相对缺失、本体探究的相对匮乏和批评策略相对单一，或是多少还是缺憾。
在上述背景下，《文学地图学》作为国内外迄今文学空间研究的一大成果，作者有意在文学地图学的生成源起、本体构建和文本实证三方面有所创新构建。作者认为源自19世纪后期学科细分的后启蒙主义观念有力促进专业领域的精深发展，但同时也在不同学科之间掘出了概念壕沟，导致科技理性在现当代愈演愈烈，最终演变成机械的科学唯理主义，文学艺术则被当成感性虚构的代名词逐出了科学殿堂。是以他写《文学地图学》，便是向这种僵化的学科分野说发起挑战，希冀重建文理贯通的学术传统——在古希腊，意为 “爱智慧” 的φιλοσοφι'α（哲学）原本就囊括科学和艺术。拉丁语中graphia原义为 “写作”，后转指 “图形表征” 等，所以geography乃 “关于地球的写作”，cartography可直译为 “图形写作”（Simpson & Weiner，1989：459)。郭方云认为，这些术语本身，从词源学的角度看，即已从学科本质和词源学等维度构建了文字与图形、文学与地图、艺术与科学的关联逻辑。
无论是平行研究抑或影响研究，历史的维度对于 “文学地图学” 是不可或缺的视野。《文学地图学》采取历史谱系视角，在纵览欧美地图发展简史的同时，尝试描摹古希腊至当代近三千年的欧美文学地图创作脉络，这是一个独树一帜的宏大构架。作者有意揭示地图实证主义认识观的流变及其影响以及地图制作技法的范式变迁特征，进而分出欧美现代地图研究的六大阶段，涉及文学地图的渊源、书写和批评等众多核心要素。及至当代，该书对文学地图研究的命名还有一个细致考辨。考虑到名称不仅仅是事物特有的称谓，也规约着事物的属性，故而 “地图诗学”(Cartographic Poetics)、“诗性地图学” (Potic Cartography)、“诗性地理学” (Poetic Geography)、“地图想象” (Cartographic Imagination)、“地形诗学”(Topographesis）和 “文学地图学”(Literary Cartography）等术语中间的细微差异，作者都依照 “摹状词理论” 命名标准，尝试阐述了称谓变体之间的区别（郭方云，2020: 96-100)。如在论及Literary Cartography时，他便指出深受詹明信认知图示说影响的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塔利（Rober Tally Jr.)，虽然也标举自己的地理批评或者说空间批评，同样可以命名为 “文学地图学” (Literary Cartography)，但强调该词指代 “创意作者或叙事作者参与的、与地图绘制类似的活动”，由此将其规约为 “文学地图的绘制” (Tally, 2013: 46)。换言之，更多从比喻和虚构的意义上来谈文学地图学。这和郭方云本人更注重字面义和学科意义的 “文学地图学”，换言之，就文学与地图的关系进行理论推演和实证考察，是多有不同的。
本体论抑或方法论
《文学地图学》分为 “文学地图学的生成语境” “文学地图学的本体构架” 和 “文学地图学批评策略” 3编凡11章，以此突显生成论、本体论、方法论的创新构架。就本体论的构建而言，郭方云意识到Ontology作为 “存在之哲学” 的意义，在于任何一种批评视角，如果只满足于片段式的印象研究，最终会因理论的匮乏和机理的缺失陷入经验主义的窠臼。为此他采取史料与文本、例证与理证相结合的探索范式，致力于挖掘文学与地图相互影响的修辞、智力、空间构建和宇宙精神等方面类型。同时，系统梳理文学与地图在创作逻辑和评判标准上的差异，在求同存异的辩证思辨中论及两者在表征媒介等方面的融通性，从而为两者的关联研究提供逻辑支撑。
本体论当然事关定义，郭方云认为这里关系到至关重要的事物本体内涵及外延规约。是以他对文艺复兴以来地图语义的典型变迁、词法变异以及当代词义变体进行详细考究，还对mapping、atlas和cartography等相关地图术语加以辨析，指出广义上 “文学地图是文学世界中空间信息的图形表征或文字描绘”，狭义上的文学地图则指 “文学作品中空间信息的图示化表征”。作者认为这两种定义的种概念和属概念互为补充，一定程度上可解决英美学界颇具争议的文学地图定义难题。面对种类繁多的文学地图，郭方云进而将其分为 “文字地图” “图形地图” 和 “认知地图” 三大类。比较图文二分的常规，将认知地图纳入文学地图的讨论范畴，他期望可在虚拟地图与具象地图之间建立起标识疆界，抑或干脆打通边界，而为文学地图学的方法论提供类属参照坐标（郭方云，2020: 125-131)。
由此也涉及本体论和方法论的迷惑。我的理解是本体论是希腊哲学中探究 “存在” 即英语Being的学问。就像德里达所言，那是古希腊人的方言，只有上帝可以说 “我是我所是” (I am who I am，《出埃及记》)。当前学界流行用 “本体论” 来描述什么东西究竟是什么东西，这样追究下去或引来不必要的哲学非议。所以《文学地图学》第二部分 “本体构架”，似同样可视为一种方法论。作者认为对文学地图本体属性的深入探究是该书的一大创新。虽然欧美著名学者杰弗里·彼得斯（J. Peters, 2004: 35）认为，“地图的成功不仅因为他们是科学，还因为他们是隐喻”，但英美学界缺乏对文学地图隐喻属性的系统关注。这一方面也是因为自20世纪90年代初文学地图研究滥觞以来，对文本细节的空间解读，压制了形而上的本质探究，也妨碍了新型空间批评模型的理论构建。《文学地图学》故而直击这一核心议题，从政治地图学和文学意识形态观中吸取思想养分，同时旁征博引，来探讨蒂文森等作家的空间书写以及读者的阅读行为之间的权力性知识生产方式特征，从而表明意识形态显微镜下的文学地图，当可凸显文学空间政治的内在法则、创造性的 “权力动力学” 等重大政治话题（郭方云，2020：140-146)。
《文学地图学》的跨学科方法论，应是理论建构的一种必须。诚如乔纳森·卡勒所言，凡理论之所以成为理论，必跨学科。就文学地图而言，作者认为它具有身体属性，这属性虽然非常隐晦，但对揭示文学与地图、人与宇宙的关系至关重要。他指出，从地图学的层面看，古希腊地图中的水陆碟片，图示大力神阿特拉斯力举人类世界的缩影；地图则喻示地母盖亚，所蕴含的是人化自然的原始崇拜和男权主义思想。中世纪萨尔特地图等宗教图文中，整个世界被耶稣巨大的圣体占据，以此说明神恩浩荡和天之骄子的神人二重性。文艺复兴欧洲地图界学流行人面世界图，则影射出浓重的大小宇宙合一的人文思潮。虽然现代以降，地图被客观精确的科学主义空间观把持，但俯瞰的概观视角依然占据主流。而从文学层面看，作品所构建的世界，也是作者心灵世界的影射。所以，“文学制图者在表达空间物象的同时完全可以依据自身的想象或特定文化语境的需要加入人体意象，或者在人体描摹的图画母本中插入实证的或象征的地图符号，同时映射两者之间的共性”(郭方云，2020: 154)。
所谓文学地图学，顾名思义它具有明显的图文叙事性，这在空间叙事的形式和内容方面均有体现。问题在于，这一图和文、科学的地图和人文的叙事该如何协调？其一，众多文学作品中文字占据压倒性优势，图形叙事从何而来？对此作者的回答是，这种观念源起于狭义的文学地图定义视野。如前所述，广义的文学地图将所有的文字化空间描绘纳入其中，这意味着文学地图的概念外延已覆盖了所有作品，只不过在勾勒文本地图轮廓和疆界时，目标受众需要将文字描绘转换成空间地标；当地标累积到一定程度时，读者根据潜意识的空间逻辑就可以描摹出文本的路线图来。其二，传统的图文分裂观，尤其是图形地图对文字的边缘化处理、文字地图对实体地图的蔑视等，在多大程度上阻碍了文学地图学的本质探索？作者的解答是，图文互证、相得益彰才是更值得深究的议题，故而 “在当今科学主义日益抬头的文学地图界，我们更应强化文学的言说特征而非符号化的空间关系，更何况认识到文学地图的叙事性，也是叩问其空间本质的必由之路”(郭方云，2020: 163)。
文学地图学的方法论由此可见端倪。郭方云认为，相较于一般文学的空间探究，文学地图学应具有以下鲜明特征：第一，空间意识更为浓郁。方位感知和方向意识乃地图的天然优势，文学地图继承了地图的这些特征，在创作及阅读时更利于主体把握文本的空间结构和发展脉络。第二，图示化倾向更为显著。尽管文字意象更能体现空间的纵深感，但文学地图凭借鲜明的图形叙事引领了空间研究的新潮流。进而文学地图的空间属性，可再作四个层次的进一步细分：一是文字或线条构建而成的文学地图物理层；二是文学地图的符号代表的特定地域名称，指向其字面意义；三是富含传说和故事的地名结合在一起，形成一定的叙事框架和节奏；四是所有的空间元素融合在一起，共同组成了文学地图多层次的象征图示。应当说，这一文学地图学空间属性的四分法，作为文学地图物理层次、符号层次、传奇层次的融合，无论叫它本体论的创新也好，抑或方法论的革新也好，对于文学打通壁垒，构建新文科的理念，是不无启示的。
文学地图政治学
《文学地图学》用了6章篇幅，聚焦文本细读，以莎士比亚戏剧和斯宾塞诗作为例，展示了这一批评新视角特殊的语用价值及阐释潜力。作者指出，亚瑟·金尼（A. Kinney）等西方学者在论及《李尔王》和《亨利四世》中地图的三分天下场景时，主要聚焦资产、权力和欲望的地图概念内涵（Kinney, 2004: 143)，忽略了戏剧地图特殊的国家身份塑造功能。而作为集成性文化表征的地图，事实上也为国家身份的空间演绎提供绝佳舞台。为此该书以剧中的地图意象为例，展示莎士比亚在进行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之间空间配比时的王国中心主义思想。三分天下的母题衍生出二分国土的空间变体：苏格兰和威尔士得以保全，英格兰则成为地图分割的牺牲品。作者指出，这反映出当时国家分裂的焦虑情绪。他并注意到《亨利五世》中有类比亚历山大大帝与亨利五世这样的罕见场景，而在政治地图学的观照下我们发现：
适因于此，作者利用地图宏大的空间叙事视角，将莎士比亚戏剧文本整合后，发掘出潜藏的 “王国分裂—帝国殖民” 这一文艺复兴英国的发展轨迹和权力梦想。文学地图学的政治解读魅力，此为一斑。
“性别诗学” 也是《文学地图学》政治批评的对象之一。作者举例说，中外莎学界在论及《错误的喜剧》中女仆身体世界地图时，往往将其简单归咎于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印迹，对蕴藏其中的性政治隐喻鲜有涉及。而问题在于，女王而非女仆才是文艺复兴地图的焦点空间。对此作者指出，莎士比亚戏剧中有违空间常规的戏剧演绎隐含着浓重的男性霸权描绘，即妖魔化的女王身体地图，旨在对怪物般的女王政体进行隐形批判，剧中色情化的女王身体地图，则在表达男性欲望的同时暗含女王无嗣的民众焦虑。但在文艺复兴时期，彰显女性声音又谈何容易。这是因为：其一，主要创作者及所有的舞台演艺人员由男性把控，女性声音需要跨越男性演员及戏剧家的双重操演后才能传到外界；其二，男性统治着早期现代欧洲的制图界，女性所从事的是染色等辅助性工作，女性制图意向的表达机会也屈指可数。对此郭方云引了《李尔王》开篇老王李尔“把那地图给我”的名句，认为它体现了空间赝象的二重性：
还有宗教。作者指出除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外，宗教地图难有立足之地，尤其在科技理性及实证主义把控的现当代，形势更为严峻。但宗教地图文本不足也是一个主因。为此作者选取了斯宾塞《仙后》第三卷作为目标文本，以期开发中世纪以来 “神圣地图学”(Geographiasacra）的批评潜力。他认为《仙后》里贞节伦理航图的隐喻意义，大有开拓余地。如女骑士布里弢马特一开始就面临航图缺失的欲海穿行困境，便是显示了 “失去神恩导引的人类灵魂在欲海中漂泊流浪的精神困境”(郭方云，2020：270)。概言之，充满迷惑性的空间表象下，隐藏着隐形航图的在场，即贞节和圣恩的引领。而说到底，“介于中世纪宗教地图和现代地图之间的隐喻航图则起到了空间概念的纽带及表征作用，同时在俗世和天国、浪游和安憩、迷惘和顿悟之间架起了一座隐形的航标，指引信徒响应神召，成功渡过世俗的欲海后到达精神和美善的永生乐园”(郭方云，2020：278)。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地理信息处理系统（GIS）的制图功能也有认真推介。一个例子是以《威尼斯商人》作为目标文本，来研究文学绘图的操作规范及制作流程：第一，涉及制图目的、主题、形式和受众四大主题的总体规划，利用文学地图的特殊方式来描绘《威尼斯商人》的空间程式及其中特定内容；第二，聚焦数据采集、信息单元细分、文本空间定位和地图母本的矢量化等展开数据分析，并以行为区域、行为位置、言语空间和路线四分法，将戏剧空间整理成可供操作的地理信息，经过详细史料考证得出贝尔蒙特等剧中地标的定位数据；第三，致力于《威尼斯商人》等莎剧电子地图的可视化描绘，在智能系统的编辑区域输入空间单位的轮廓、色差、文字等地理属性，经版面整饰和方位修正后，输出《威尼斯商人》、喜剧、历史剧、悲剧、传奇剧和整个莎剧共6张文学地图样本，完成对莎剧局部和整体空间的全新视觉描绘。
的确，贝尔蒙特在哪里？《威尼斯商人》第二幕第二场说它 “在大陆上”，靠近河边，可以乘公共渡船到威尼斯去，两地相距20里路，离帕度亚（Padua）很近。可是历史学家穷尽这一地区的古代地图，也发现了几处名叫贝尔蒙特的村镇，可是跟鲍西亚选夫婿的故事，压根就对不上号。郭方云在《新型文学制图法》一文中，不厌其详谈了这个问题。还有威尼斯呢？威尼斯街道、威尼斯广场、夏洛克的家、威尼斯法庭等等，它们如今又在哪里？郭方云认为，面对这些文学批评家和历史学家一筹莫展的哑谜，GIS就大有用武之地了。总之：
近年GIS在人文方面的运用被认为是一大突破，固然有人不以为然，认为科学与人文之间的隔阂，绝非若干技术发明可以弥补。郭方云在这方面表示出的乐观态度，应为人文学科向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延伸提供了又一思路。
美国学者佩塔·米歇尔（Peta Mitche11, 2008: 19）说，“一切地图都是精神地图”。郭方云认为这是对地图学 “认知本质” 的确认。他进而采用 “地标—路线—概观” 模型路线和概观图示，对莎剧进行细致认知考察，并提出了路线地图的操作机理：“研究者可以顺应作品的场景切换，记录下空间单位的坐标和时长，并确切一个基本空间的方位，即焦点空间，再利用自我的意识绵延将空间位置带动起来，跟着作品本身的叙事节奏一起进行线性的位移，直至下一个空间节点的出现”(郭方云，2020: 313)。具体到《仲夏夜之梦》，“雅典公爵府” 和 “附近森林” 两大极点在空间意识的作用下描绘出往返路线轨迹，则被认为是不但凸显出世和入世两种不同的心理景观，也建构了堕落与救赎的文艺复兴文学经典主题。
郭方云首次将莎士比亚38部剧中的主要空间场域，按照地标的同一性进行梳理重组，展示出莎士比亚笔下的空间布局：诺森伯兰和约克居北，普罗什等靠西，肯特郡偏东，从而形成一幅缩微的三角形状英格兰疆域图。三大方位分别代表了英格兰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三大对外关系：苏格兰、威尔士和法国，伦敦则成为三角形的核心。凡此种种，共同组构成一个融合空间关系、历史渊源、政治纠葛、军事斗争、个人恩怨等复杂元素为一体的英格兰多维概观图式，由此成为文艺复兴欧洲文艺舞台上一道亮丽的空间风景（郭方云，2020: 345)。这些风景在哈姆雷特倡导的大宇宙与小宇宙的和谐共生中，所彰显的与其说是人文主义，毋宁说是文学地图政治学的另一个写真。
结语
文学地图学是一个相对新进学科，它所涵盖的不仅是物理空间，还有想象空间。如佩塔·米歇尔所言，一切地图都是精神地图。反过来说，一切心理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学空间描写，也都是“文学地图学”。但郭方云的《文学地图学》与今日更多比喻意义上使用的文学地图学不同，它是认真研究系统的地图诗学理论，以文学文本中的实证地图以及意象为第一手资料。这在当下的比较诗学与空间批评中甚为少见。此书的创新性至少可以见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观念创新，即消除 “客观中立” 的自然科学实证研究与人文科学 “主观批评” 之间的对立误区，允许地图进入文学的核心期待视野，融文学、科学、文化和文本为一体，推动当前的新文科建设。第二是理论创新，即整合文学和地图的互补优势，系统规约文学地图的关联特征、概念体系和本体属性，促进中国视角下的空间理论推演，与英美学界进行全面交流与对话。第三是实践创新，即运用文学地图学特有的空间视角，从莎士比亚戏剧零碎的文字地图中发掘潜藏的国家身份和身体诗学，并利用GIS绘制出6张不同主题的精美电子地图，为文学史上最古老的研究课题确立了新的批评视角。
这三种创新无疑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文学地图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出版此书的商务印书馆还通过官方微博和微信，对该书进行了单独推荐。该书相当一部分在CSSCI刊物上发表过，并多次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不仅如此，选自《文学地图学》的一个章节《英美文学地图属性探究》，其英语译文已收录于罗伯特·塔利主编、麦克米兰出版社即将出版的《空间文学研究在中国》(Spatial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一书。这是中国学界文学地图学开始走向世界的一个标志。作者多年心血，终有今日硕果，岂不美哉？或许《文学地图学》的叙述有时候还不够流畅，或许其阐述有些地方还有待深入，但是《文学地图学》已经作为一个新学科的标志性成果，出现在我们的学术视野里。假以时日，相信该著筚路蓝缕的开拓之功，将日益彰显出其后续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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