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周壹评

2017年3月1日

VOL.98

（图片来自互联网）

近日，河北石家庄市委出台《石家庄市党政机关容错纠错办法（试行）》规定，试图建立容错机制，意在调动广大干部的工作改革积极性。事实上，石家庄在建立容错机制的探索之路上已经算是较为“落后”的了，自2008年起，各省市已经陆续建立容错纠错机制。从各地出台的文件名称来看，激励、鼓励、担当、保护、干事创业、改革创新等成为出现的高频词，媒体报道也是一致好评。但这一机制是否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笔者认为值得商榷。

首先，容错机制的出现背景在于，随着全新的舆论环境和群众需求的不断变化，干部被推到了“聚光灯和放大镜”下，在此种压力下，一些干部因为害怕出错而产生了懒政、怠政现象，“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成为了大部分干部的座右铭。究其原因，干部害怕出错的根本原因在于干部不知道哪些事是可以做的，哪些事是不能做的，不清楚自己的职权范围，自然不敢轻举妄动。而容错机制的出现似乎直接跳过了这最为关键的一步，试图通过以“试错”的方式给干部们发一张有条件的“免死金牌”。但什么情况是可容错的，什么情况是不可以容错的，标准如何界定，似乎又回归到了职权范围这个问题上来。因此，根本问题不解决的话，容错机制的存在也只可能会导致两种结果：一是干部仍然不敢作为；二是为一些干部逃避责任提供了“保护伞”。

其次，须知，地方是实现法制的最活跃的场域，因此在贯彻落实中央的各项决定时，都必须结合本地的实际。然而，从已有的各地关于建立容错机制的文件内容看来，并无太多的差异，从内容也无法判断出当地的实际情况如何。值得一提的是去年7月出台的《陕西省党政干部容错纠错办法（试行）》对容错条件的规定更为具体，有十一项。而最近才出台容错办法的石家庄市并无任何明显的创新，几乎是其他省市的中规中矩版本。唯一较为明显的差异则在于对于重大责任事故的态度，例如长春市对于重大责任事故是零容忍的，石家庄则和大多省市一样可以申请容错纠错，而甘肃兰州市则认为如果是在同一项工作、同一个问题上再次出现失误，造成较大损失或较重影响的，则不能够免责。

再次，从各地出台的办法内容来看，其实操性也是值得商榷的。一来是需要决定谁来扮演“判官”的角色？即谁来决定干部是否有责任，以浙江省各地建立的机制为例，“判官”的角色主要由纪检监察机关来扮演，但纪检监察机关由谁来监督，容错机制中并未提及。二来是内容的实操性，例如，湖北省出台的《湖北省全面深化改革促进条例》中认定了四种行为将被问责，五种行为将被免责，但多是诸如“超越法定权限或者滥用职权”般模糊的描述，倘若付诸实践，要做的仍然是界定何为“法定权限”，“职权范围”究竟为何？实践更是证明，这并非笔者的猜测与臆想，早在2014年4月，温州市就在全省地级市首推容错免责机制，鼓励党员干部大胆去试、放手去干。然而两年时间过去，温州市本级和各县市区都没有收到单位和个人的书面申请。其原因无外乎于前面提到的两点，现行申请容错免责的条件“不能跟下面的实际情形一一对应”，或是一些干部认为这一机制欠缺操作性。

综上所述，容错机制作为一项调动党员干部的工作积极性的机制，其理念是很好的，但现在看来，其实现仍然绕不开明晰职权范围这一关键问题，此外，还需结合各地实际，而不是照搬照套。

   文/阮汨君

编辑： 赵义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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